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與鄧小平(上接A16版)
  胡耀邦卻在安康說:“家庭出身無法選擇。我們黨的許多高級幹部,包括政治局委員,他們幾十年前,都是地富家庭的子女,他們和家庭劃清了界限,出來搞革命。所以前途是可以選擇的,不要唯成分論。”同時代表省委提出“三個暫停”:暫停捕人、暫停“雙開”(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)、暫停“面上奪權”,糾正過火的“社教”運動。
   每到安康一縣,胡耀邦都要“辦案”,尤其是問被抓起來的幹部、群眾的生活作風問題,特別是“男女關係”。胡耀邦說,“查什麼男女關係?男女本來就是有關係嘛。領導幹部道德敗壞的,影響黨的威信,必須嚴查。社員、工人中的男女關係,一般不查。”
   多年的鬥爭哲學,寧左勿右已經成為很多人的慣性思維。胡耀邦在石泉幹部大會上說,“你們左,我有點兒右,是不是。我的意思是,犯錯誤的人,只要承認了,要給出路。寬中有嚴,嚴中有寬。”他還學了一句安康方言,說,讓犯錯誤的幹部回去好好勞動,表現好了今後還可以入黨嘛,不要讓他“球夥”(安康方言,完蛋)了。
   胡耀邦強調的是“解放思想、解放人”。“什麼是好幹部呀?把生產領導好,增了產了,就叫好幹部。”這與改革開放後,他的思想觀點一脈相承。胡耀邦還提出“學習毛澤東思想,不要學習隻言片語,不能樣樣突出政治。黨組織和領導人要聽反對的話。提倡政令公開,反對神秘化。”
   “不怕,你就說省上胡耀邦讓賣的”
   2014年8月30日。安康。87歲的張子美老人回憶耀邦:“個頭不高,說話帶笑,乍一看,不像個威嚴的大領導。”74歲的張培祥老人當年是安康縣廣播站的錄音員,胡耀邦當時在安康“三乾會”講話時,他做了錄音,也近距離目睹了耀邦的風采:“講話沒有空詞,雖然是一口湖南話,但大家聽得津津有味。”
   胡耀邦那時總是穿著一件半新半舊的黑粗呢大衣,衣角還有一大塊補丁。李大斌還尋訪到一個有趣的細節:胡耀邦到平利縣,隨行的秘書夾著胡耀邦的大衣,先跨進會議室,人們以為胡書記來了,都站起來鼓掌。秘書直擺手,讓不要鼓掌。大家以為是胡耀邦謙虛呢,越發鼓起掌來。秘書趕緊退出門外,等著胡耀邦進來。
   胡耀邦開幹部大會,一見有人掏筆記本,就說,不要記,又要聽又要記,你不嫌麻煩啊。大家就都笑了。
   在白河開會,胡耀邦不坐主席台,而是讓大家把桌子擺成圓形,一起隨便談。聽眾越來越多,後排人看不見,胡耀邦索性起身站在凳子上講。在安康縣,他請忠義公社新民大隊支書朱文孝也到臺上,一人拿一個話筒,一問一答,一起解剖“麻雀”,省委書記來分析一個小隊的生產,讓大家耳目一新。
   在寧陝,一天清晨,要吃早飯卻找不到胡耀邦。原來他起了個大早,沿著長安河,一路走到關口下街。見一農婦提著竹籃,籃里幾把小蔥,用半塊布蓋著。胡耀邦問,你賣得啥?村婦趕緊答,我不賣,我是送人的。胡耀邦知道這是托詞,說,你多種一些菜,城鎮居民也要吃菜嘛。村婦看著這人和氣,說,不敢賣,發現了,晚上隊里要批鬥哩。胡耀邦給村婦壯膽:“不怕,你就說省上胡耀邦讓賣的。”
   走到縣人武部門前,見一老人背了捆柴火,問,柴是怎麼賣啊。老人見他不像買柴的,半晌不語。胡耀邦就與老人家攀談,問家住哪、幾口人,又說,給你家裡和鄰居說,街上缺柴,多背些柴上街來賣,共產黨允許農民進城賣柴。老人高興了,說,我們賣把柴,是想買點兒鹽。
   “我雖然個子小,體重輕,但骨頭還是硬的”
   類似的故事,李大斌採訪到了不下數十個。當時大家都喊胡耀邦是“胡青天”。
   李大斌覺得,這是老百姓最質朴的感情,胡耀邦待人平等,沒有什麼派頭。在旬陽蜀河有次吃午飯,兩桌人安排在兩個地方,胡耀邦說,擺在大案子上一起吃嘛,“乘船都在一起,吃飯咋不可以在一起呢?”於是,省委書記與划船的船夫圍在一起吃了頓飯。
   這些情景,郭步越、李大斌等人都津津樂道。胡耀邦在陝西只待了二百多天。1965年2月13日晚,是胡耀邦在安康待的最後一晚,他口述,郭步越記錄,寫就了一份三千餘字的《電話通訊》,核心是放寬政策,搞活經濟。
   郭步越記得,胡耀邦簽字時是“1965年2月14日凌晨二時”。這份指導生產的“通訊”以省委名義發往各地,並報中央和西北局。三天后,胡耀邦被批判,說他否定社教成績,可能引起翻案風。
   有人問:胡耀邦提出一手抓糧食生產,一手抓多種經營,那麼哪只手抓階級鬥爭呢。
   多次寫檢查通不過,胡耀邦壓力很大,一度得了大腦蛛網膜炎,危及生命。有天他與郭步越談,說這是逼他承認犯了右傾錯誤,“這是萬萬不能承認的,我雖然個子小,體重輕,但骨頭還是硬的。”
   1965年6月,葉劍英元帥偕張愛萍將軍來西安,把胡耀邦接回北京。張愛萍說,我們一進潼關就看到陝西的麥子長勢喜人,“耀邦瘦了,陝西肥了。”  (原標題:1965胡耀邦在陝試驗改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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